8月16日，中國互聯網協會召開第253期藍海沙龍——“互聯網平臺自治的權力及責任邊界”研討會。會議由中國互聯網協會副秘書長宋茂恩主持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、副院長、電子商務法研究中心主任薛軍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支振鋒，中共中央黨校（國家行政學院）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張效羽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、經濟法室副主任金善明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網絡與信息法室副主任（主持工作）、中國法學會網絡與信息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周輝，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經所監管研究部主任李強治，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、數字經濟與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權，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學院副教授、互聯網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郜慶等專家參加會議并發言。

會議現場

宋茂恩表示，近年來，伴隨互聯網技術及數字經濟的發展，平臺模式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企業生產經營的重要組成方式。平臺基于自身需求，通過制度安排，建立自我機制，讓用戶對其賦信。由于數字平臺在經濟、社會中愈發重要，特別是算法的作用越來越大，政府監管就發揮了作用。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組織發布了《互聯網平臺分類分級指南（征求意見稿）》和《互聯網平臺落實主體責任指南（征求意見稿）》，將互聯網平臺主要分為六大類、三個級別，規定了互聯網平臺特別是超大型平臺需履行的公平競爭示范、平等治理、開放生態等義務，進一步推動平臺企業落實主體責任。平臺自治規則制定、執行及外部監督機制等問題被相關監管部門目前高度關注，有待進一步研究。從硬手段出發，政府監管、法律法規可以做什么？從軟手段出發，行業自治可以做什么？本次研討會就平臺自治的權力及責任邊界做進一步的理清，以為后續關于規則制定、執行等具體落地的研究、研討鋪墊好理論基礎。

周輝表示，在信息化與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，互聯網平臺依靠其在技術、信息、組織形式等方面的優勢，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，成為現代社會中的新型權力主體，打破了傳統的“公權力：私權利”的二元架構，奠定了“公權力：私權力：私權利”的三元乃至多元新架構。未來需要進一步完善平臺權力規制體系，在保證社會底線安全和規范秩序的基礎上，實現權利保障的最大化，實現平臺善治，促進平臺經濟健康有序發展，助力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，增強互聯網平臺企業的國際競爭力，貢獻平臺治理的中國方案。

郜慶表示，平臺作為市場主體，追求商業利益無可厚非，但不同于傳統的市場經營者，其兼有規則制定、規則解釋、規則執行和糾紛解決等多項功能，履行著規制平臺內市場的公共職能，扮演著市場參與者與裁判者的雙重角色。平臺領域出現的“大數據殺熟”“自我優待”和“二選一”現象，說明平臺自治需要外力引導督促以實現對平臺內市場秩序的維護。平臺自治不是平臺經營者自治，而是平臺經營者和平臺內經營者的共治，平臺規則需要公平透明和無歧視。建議探索建立對與大型平臺企業進行公平競爭審查的制度，從規則層面上預防排除和限制競爭的行為發生。推進平臺自治，一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，落實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，減少政府干預，為市場預留空間；二是處理好平臺經營者和平臺內經營者的關系，充分發揮公平競爭法律制度的作用，避免以強凌弱，完善救濟手段，建立良好的平臺內商業環境。

劉權表示，平臺自治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克服政府監管的信息、技術、法律依據等弊端，但過度強調平臺主體責任會導致平臺運營成本過大，使得平臺過度行使權力而損害平臺內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利益，還會導致政府逃脫應有的監管責任。應在厘清平臺性質的基礎上，根據平臺的類型和級別，結合實質平等原則和輔助性原則，科學合理地設定平臺責任。

李強治認為，平臺自治已經進入了2.0時代。從社會治理層面看，當平臺規模達到一定程度，平臺就變成了商業基礎設施和生活基礎設施，對資源和注意力配置具有重要影響。從經濟治理層面看，平臺是市場的組織者，當平臺替代的市場機制種類越多，其在市場資源配置中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力就越大，能極大地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，帶來整體效率增進，但也會帶來局部效率損失和競爭損害。評價平臺自治的權力和責任邊界，需要建立一種系統性風險評估的制度，包括用戶規模、市場持續的影響力等，是否系統性損害了互聯網行業創新的內在動力，要分級分類的評估，而非簡單的一個標準。

金善明認為，討論平臺自治的權力和責任邊界，前提需要對互聯網平臺進行合理定位。這就要立足當下和長遠兩個時期，同時兼顧國內國際兩個視角，將平臺放到數字經濟發展、數字中國戰略建設中來看待。理論上，平臺可以有多種理解，但就今天討論的話題來說，應該理解為作為市場主體的平臺企業。因此，應當充分保護其依法享有的權利，政府做好相應的服務工作、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，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護產權、契約自由與中立的糾紛解決機制。就平臺治理而言，首先，要相信平臺，在政府與平臺之間形成良好的信任關系，在法治框架內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；其次，要依法監管，重點關注平臺企業的行為，而非企業的規模大小等因素，提高監管規則質量，增強監管效能；同時，還應軟硬治理相結合，適當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。

張效羽表示，當前平臺經營者掌握大量經濟和數據資源，對經濟社會產生重大影響，應當對這種新興力量進行科學監管。其中要注意三點：第一，對平臺監管應當以《反壟斷法》或《競爭法》執法為主，實施監管的目的不是按照監管機關的意圖改造其經營模式，更不是把企業變成監管機關的“附屬機關”或“下級企業”，而是有效維護市場上多個平臺的公平活躍競爭狀態；第二，要注意對平臺過度監管的“副作用”，對平臺監管過度不僅會扼殺創新，也會扼殺市場競爭。給平臺施加大量平臺責任，在某種程度上會助長大型互聯網平臺的競爭優勢，進一步鞏固其市場支配地位，甚至使超大型互聯網平臺成為實際上的“準政府”，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場競爭態勢；第三，對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立法要慎重，目前基于輿情事件驅動的立法，易對產業技術發展造成嚴重負面效果。如果需要對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立法，應當附帶“落日條款”，即相關法律法規實施一兩年后，直接失效，不能搞長期或無限期的“暫行條例”和“暫行辦法”。

支振鋒表示，技術驅動的產業革命帶來的變革，使平臺發生了裂變，平臺正在從傳統組織生產的經濟組織變成產業的組織者，擁有了定價、分配資源和限制接觸消費者的權力。在某種程度上，平臺就是市場本身，本質上其行使的就相當于公權力。新型超級平臺具有雙重屬性，作為傳統公司，私法自治；作為產業組織，要接受類似對公權力的監督。目前，平臺很多權力來自監管部門的壓實主體責任，越壓實主體責任，其就更多分享了政府權力，愈發限制用戶權利。對平臺進行可持續、前瞻性的治理，需要平臺進行更高程度的信息公開，給平臺用戶特別是與平臺有重大利害關系的用戶一定的參與權。

薛軍表示，平臺作為市場主體，同時也是一種新型的社會主體，深刻地影響了信息化時代的社會權力結構和治理體系。平臺自治一方面具有現實性，但也需要注意劃定其合理的邊界。對于平臺作為市場主體的權利要予以充分的保障，但對于平臺的權力，也要有完善的監督和約束機制。涉及平臺的規則，應該呈現出彈性化的機制。法律、法規的立法，要與其他的柔性軟法規范相互配合，不能過度立法。這一方面是因為互聯網信息技術處于快速發展之中，另外也是因為平臺的形態非常豐富多元，一刀切的立法容易產生適用上的不適應和束縛效應。

通過各界專家的充分研討可以發現，平臺發展已經進入2.0時代，平臺企業集合私有性和公共性于一體，既是市場中的商事主體，是政府管理的對象；又是“市場”的建構者與運營者，承擔著平臺用戶的管理責任，具有制定管理規則的權力。平臺自治有著特有的時代價值，政府獲取信息的滯后性和不充分性、政府監管手段的有限以及法律依據的滯后，導致在數字時代政府監管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，需要平臺自治。而當平臺權力過大時，就要引起一定重視。建立完善的監督和約束機制，要在保障平臺作為私主體的基本權利下，對平臺分類分級設置平臺責任，軟硬治理相結合，通過行業共識、制定標準、行為準則等形式，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。